当美国爆发独立战争时，黑奴们不仅为推翻英国的统治贡献了力量，还肩负起争取自己解放的双重任务。虽然部分黑奴在美国建国后成功获得自由，但为了维护白人阶层的经济利益和国家的统一，奴隶制度在南方仍然得以维持。即便在《1787年宪法》中，黑人被法律视为“五分之三的人”，他们的基本人权被完全剥夺，无法结婚、没有财产、没有教育机会等。在那个时代，基于肤色的种族歧视导致“人权”二字变得空洞无物。
在黑人群体中，女性黑奴和男性黑奴经历的痛苦却截然不同。男性黑奴在白人眼中被视为“力量与肌肉”，是推动种植园经济的主要劳动力。与此相对，女性黑奴则不仅仅是劳动力，还是主人家的“财产”。她们不仅需要承担与男性黑奴相同的艰难劳动，还要忍受被迫生育的痛苦，以及身心上的屡次暴力折磨。
在电影《为奴十二载》中，主角是一个误被囚禁为黑奴的黑人音乐家。电影中，他在艾普斯庄园遇到了年轻美丽的女黑奴帕特茜。由于帕特茜的美貌与能干，她引起了庄园主艾普斯的注意，屡次遭到侵犯，而艾普斯的妻子则因嫉妒心作祟，屡屡施暴。帕特茜生活在极度痛苦中，多次企图自杀，甚至恳求主角杀了自己，但主角拒绝了她的请求。在影片的结尾，主角最终获得自由，但帕特茜的命运却无法改变，她依然被困在那座如同地狱般的庄园里。尽管帕特茜是虚构角色，但她的遭遇却代表了那个时代女性黑奴的普遍境遇。
黑奴贩卖制度的最黑暗面之一，就是女性和儿童的贩卖。作为最弱势的群体，女性黑奴往往承受更为沉重的创伤，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在成为奴隶后，她们失去的不仅是自由，还有尊严。在18、19世纪的美国，奴隶贩子会根据奴隶的年龄和性别将其分别送到不同的市场进行拍卖，而这些拍卖常常意味着家庭的拆散，母子分离的悲剧屡见不鲜。
曾有一位参议员问美国的伟大演说家是谁，约翰·伦道夫毫不犹豫地回答：“一个黑人奴隶，一个母亲，她的讲坛便是奴隶市场的拍卖台。” 在种植园中，女性黑奴的工作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田间劳作，另一类则是为主家服务。前者就像男性黑奴一样，早起晚归，辛勤劳作；尤其在摘棉季节，女性黑奴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必须不停地劳作直到天黑。而作为家奴，她们的境遇稍好一些，至少不需要在田间顶风冒雨，但她们仍然被迫在主人面前小心翼翼、忍气吞声，稍有不慎就会受到严厉惩罚。她们通常只能站着或蹲着吃饭，没有资格使用桌椅等基本生活用品。
对于女黑奴来说，最为痛苦的，不仅是日复一日的艰苦劳作，还包括她们无法拥有家庭。黑人家庭往往因奴隶市场的拍卖而支离破碎，母亲和孩子常常被迫分离。而作为奴隶，女性黑奴的生育能力被视为她们的“工具”，成为继续繁衍奴隶人口的一部分。正如《美国种族简史》的作者托马斯·索威尔所述，美国的奴隶数量远高于其他西半球国家，部分原因便是因为黑奴的繁衍能力，尤其是女性黑奴的生育能力。
女性黑奴的价格常常比男性高，尤其是年轻女性。在1773年，某奴隶主的账目中，一名25岁的女黑奴的价格为40美元，而一名30岁的男黑奴则只值16.25美元。更年轻的女黑奴，像20岁的米娜，其价格可高达45美元。年轻女性的价格显然远高于成年男性。
女性黑奴从十几岁便开始生育，而生育往往意味着母亲与孩子的离别。就算她们最终逃脱奴隶主的束缚，也未必能找到被分卖的孩子，因为奴隶在更换主人时会更改名字，且没有人记录这些信息。因此，生育对于女性黑奴来说，往往意味着永远失去自己的孩子。乔赛亚·汉森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母亲与孩子在奴隶市场被拆散的痛苦令她精神崩溃。
此外，女性黑奴还不得不忍受白人男性的性侵犯，这一现实不仅打击了她们的自尊，也使得男黑奴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极为被动。更严重的是，这种暴力行为还创造了一个庞大的混血阶层，混血孩子往往被抛弃，或者被送给白人奴隶主。
虽然一些女黑奴被侵犯后怀孕，但她们往往会被抛弃，只有少数幸运的女性会成为白人男性的情妇。即便如此，她们也无法摆脱奴隶身份。对于白人女性而言，女黑奴不仅是情欲的工具，也成为了她们嫉妒和怨恨的对象。白人女性常常通过种种手段，甚至暴力手段，来除去这些她们认为是威胁的女黑奴。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社会开始逐步进步，北方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南方种植园的衰落都推动了奴隶制度的终结。国际社会的反对也加剧了这一进程。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也公开呼吁废除奴隶制。
在18世纪末，埃利·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大幅提高了棉花采摘的效率。与此同时，黑人奴隶们也不断进行反抗，包括举行武装起义。在这种背景下，原本作为国家统一战争的南北战争，逐渐转变为一场为黑人争取自由的革命战争。最终，奴隶制度在美国南北战争后被彻底废除，黑人从此获得了自由，迈入了新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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